牛友兰，1885年生于山西省兴县一个大地主家庭。1937年，抗战爆发后，牛友兰为抗日救亡可谓竭尽全力。牛友兰在兴县城关开设了  “复庆永”商店，抗战爆发后，当时的合伙人准备把库存商品转运陕北，另设门市。牛友兰说服合伙人，拿出部分物资支援抗战。

1937年，贺龙所部120师来到晋西北开辟  “敌后抗日根据地”。120师军需物资严重匮乏，牛友兰召集  “复庆永”的股东，商议决定把  “复庆永”库存的布匹棉花，毛巾袜子肥皂等拿出来，支援120师。牛友兰还献出自己五座庭院和一所花园，给部队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，贺龙等人曾长期住在牛家大院。

后来，牛友兰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刘少白，奉命筹办兴县农民银行，刘少白找到牛友兰筹集资金，牛友兰拿出2万5千元。

晋西北的交通闭塞，抗战期间物资匮缺，牛友兰拿出1万银元，在  “复庆永”商店的基础上，创办了兴县产销合作社。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。生产部负责纺花织布，营业部负责经销生活用品。生产部后来改名为蔚汾纺织厂，直供抗日部队。

蔚汾纺织厂后来发展成晋西北纺织厂，成为晋西北最大的纺织厂，牛友兰担任晋西北纺织厂厂长和经理。1941年牛友兰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，调离了纺织厂，牛友兰没带走任何财物（包括建厂时他自己投入的1万银元）。在整个抗战期间，牛友兰几乎献出他的全部家产，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，捐粮2万多公斤，还捐献了大量棉花布匹，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。

1942年5月，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团来到延安，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接见。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，牛友兰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，好作风。牛友兰 在《抗战日报》发表文章说：  “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，新经济，新文化，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，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牛友兰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他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革命，先后将自己的儿子，侄亲等十几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。

在牛友兰的子女中，最突出的革命典型，就是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 。1933年，牛荫冠考入清华大学，读书期间，牛荫冠开始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。1936年，中共北方局委派牛荫冠回山西，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。1940年，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，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，兼任行署党组书记。

1947年秋，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，在蔡家崖召开了  “斗牛”大会，对牛友兰进行了残酷的批斗。  “斗牛”大会的高潮是，牛友兰被铁丝穿过鼻孔，让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牵着，不知何故当场拉断了牛友兰鼻翼下的脆骨，鲜血落地  “有人说牛友兰见牛荫冠接过铁丝，左右摆头所致”。斗牛大会几天之后，正赶上中秋节，牛友兰去世，终年63岁。

1947年斗牛大会之后，牛荫冠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回到党校继续学习。1949年后，牛荫冠历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，湖南株洲331厂厂长。1955年牛荫冠调任沈阳112厂厂长。

1962年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，1963年任北京商学院（今北京工商大学前身之一）院长。牛荫冠是中共八大，十一大代表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
当年晋绥党校教育长龚子荣曾经在《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》中提到：有一次牛荫冠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，谈到在  “斗牛”大会上的经历时说，大会一开始，有人把他（牛荫冠）推到地主一边，但贫协主席却说：这是自家的人，怎么放到那一边？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。这时，他（牛荫冠）“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。感动的落泪不止。（《牛荫冠纪念集》172页～174页）”

牛荫冠对导致父亲死亡的  “斗牛”大会，事后能感到  “极大的温暖和亲切”！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体系，能培养出如此冷血的动物？曾在晋绥工作过，后来做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郑天翔，在怀念牛荫冠的文章中说：大义灭亲，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。如果他的父亲是一个恶霸，或汉奸，或进行反共，反八路军的活动，或反对土改，对他进行严厉处置，荫冠同志是会毫不手软的。（《牛荫冠纪念集》176页）

1989年7月18日,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了给牛友兰  “平反”的决定，否定了土改中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。